东方明珠面向中国背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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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差不多已经更替了一个世代的记忆。我们于是觉得,该是好好检视香港的时候了。

  香港回归后的变化是值得探索的议题,而香港在经济上日益被中国吸纳,东方明珠面临上海等内地城市的挑战,曾经独特的香港似乎开始边缘化,成长日益依赖内地。这些看在台湾眼里,格外感同身受。但生存能量强大的香港,面对中国崛起的强大冲击,全力掌握机会自我蜕变,却也为自己开创出新的空间。

  还记得英国的殖民吗?


  被问到这个问题,十四岁的梁俊杰点点头。咦?当时他才五岁,记得什么?他掏出几枚硬币,找了找,挑出一枚暗红色的五毛,秀出上面的女王头。这是英国在香港一百五十年殖民的最后一抹余晖,已经很陈旧了。

  经济依赖中国,独特性渐丧失

  跨入七月,“一国两制”在香港也迈入了第十个年头,这段过程风雨起伏,但走访香港后发现,其实“一国两制”已经愈来愈不重要了。不是五十年不变跳票,而是世事难料。香港已经变了:独特性逐渐褪色,经济上依赖中国,生活上与内地密切整合。然而在政治上,却隐隐积累着紧绷。

  大致而言,中共对香港内部事务相当克制,不明着强硬干预,而是采取细腻的“以商围政”统战手法,一手软一手硬。加强香港人对祖国的了解与认同,佐以实质利益为诱因,同时阻挡民主改革。过去香港引以为傲的自由、法治及清廉,大致来说,并没有看见北京主动伸入的手。不过,风气和观念的渗透是无形的,“工商界和政府的关系没以前那么严格遵守利益回避,香港人开始觉得,廉政在工商界这方面已经下降了,”《明报》政论专栏作家洪清田指出,“这被形容为‘耗损’,赚内地公司的钱一定会引进污染,问题是怎么维修这套机器。”

  香港人深受“两‘民’心态”影响——难民与殖民。

  几代人都是流亡避祸而来,香港只是个喘息兼抢钱的跳板,一切以切身利益为考量。英国人训练了香港人做事的手,却呆滞了他们思考的脑,没有为他人及家园付出的道德价值。社福不错、免税或低税,和大陆比已是天堂,所以很习惯做顺民,没有自己是这里主人的认知。

  融进中国又要避免被边缘化

  作家龙应台感叹说:“殖民带来现代化,但剥夺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包括感情、智慧、对自己的掌握、对未来的集体愿景、人民与土地的关系。”“我以为九七后会对这种心态作出清洗、挑战、订正,但没有发生,只是换个殖民者而已。”

  在现实心态下,大谈爱国、把中英文学校比例翻转、媒体观风向自我约束、对北京词汇牙牙学舌的一些表态动作,都可以想见。但内外大环境变化之巨,却是谁也没料到的。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指出,九年来,所有过去顾虑的都不成问题,冒出来的都是新问题,“现在是怎么融进中国而不被边缘化。”

  回归后的社会融合明显可见。移民落跑的人渐渐回流,和内地加速融合,普通话日益流通,人民之间的互动频繁,移居、就学、就业、通婚者迅增。可惜这些年里运势有点背,先后经历了金融风暴、全球经济衰退、SARS、产业转型等冲击,贫富两极化加剧。加上董建华政绩与人气都差,搞得民怨沸腾,不敢对北京发的气全出在董建华身上,以致于中共必须掏钱以商护政。“我们体系小,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几个动作问题就解决了。几家公司来上市,税收就可以冲掉香港大部分赤字。”叶国华说。

  生活虽融合,政治上却蓄积不满

  人穷志短,精品店里挤满了撒钱不眨眼的大陆客,香港人却到深圳采买廉价日用品。“香港人现在懂得谦虚了,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大体系中的一个小体系”,政策研究所助理郑伟鸣坦承:“最初我们是有看不起同胞的殖民心态,但天天跑中国的人都慢慢感觉到,香港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现在没那么嚣张了。”

  祖国慷慨相救、大陆商机蓬勃、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都增加了香港人对祖国的信任与认同。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民调专家王家英教授指出,四月最新数据显示,香港民众对中央处理香港事务的表现满意者51%、信任中央政府者50.7%、对大陆经济前景乐观者82.9%,均创下调查以来的新高。

  然而,在生活融合、经济扶助的同时,政治气氛却渐渐沉积着不满,最主要的冲突点还是普选。

  基本法明定依特区实际情况循序渐进达成普选,但中共愈来愈不愿实践这个承诺。人大代表李鹏飞表示:“香港的民主化,中共是不放心的,因为民选的特首会以人民的意见为依归,如果与中央政府有冲突怎么办?不过也不能怪中共,他们怕失控嘛。”

  再回头看,中共可能很后悔当初把最终达至普选写进基本法,搞到现在尾大不掉。港人认定普选是自己合法应得的权利,加上外有台湾总统直选和全球民主浪潮,内有董建华凸显钦定的坏处,因此对普选的要求是全面而坚定的。偏偏北京坚持阻挡,连个时间表也不肯给,导致民众的不满逐渐堆叠深化,从老到少,成了全民共识。

  示威抗议增加——回归后新现象

  于是,有史以来,香港人第一次拥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而且是一个有驱动能量的目标。就政治发展而言,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起步了。

  经热政冷,也反映在民调中。认为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有落实的39.2%,没有落实的17.6%,认为“普通”的高达41%,王家英指出,主要就是因为普选没有积极推动,港人觉得中央不信任香港,心中是有不满的。

  回归后另一个新现象,是示威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民间力量、社团、网路串连逐渐萌芽。被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形容为“在错误的时代挑出错误的人”的董建华,上任后大搞新政,因此一下子冒出很多争议事件,例如数码港、西九龙计画、添马舰政府总部工程等。

  但对于外国主子和自己人领袖,民众的期待是不同的。以前英国人分配利益拉拢上层、再以社会福利照顾下层,即使独断也不致受到挑战,但现在民众会质疑决策的权力基础,并且提出挑战,使得特区政府比以往瞻前顾后。所以,董建华制造了很多机会,让香港人学习并练习以民意影响决策。

  运转中心地位遭空前挑战

  但直到廿三条的冲突,香港人最呵护的核心价值才真正浮现。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祖为指出,“香港人不是以土地来表达对社群的感情,而是认同这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效率、自由、法治、公平与勤奋等无形的东西。”北京想像不到一个没有“颠覆罪”的社会对廿三条的恐慌,因它会颠覆掉整个社会最珍视的核心价值与生活方式,这是两种思维程式、两套文明的直接对撞。

  香港人从来没有民主,只靠自由与法治保护自己,这是他们必须死守的最后堡垒;殖民者没有耕耘民主,但法治、自由、人权等观念,已经内化成港人的思维模式与核心价值了。

  这场对撞,导致二○○三年七月一日五十万人上街,是百年史上因为内部管治问题最多人上街的一次。结果,依基本法第廿三条提出的国安法草案就此搁置,北京也终于决定换掉董建华,代以长期在港英政府担任公职的曾荫权。

  在巨变中站稳位置寻找机会

  现在香港太依赖中国,很多人担心“东方明珠”将日益暗淡。公民党党魁余若薇感叹,“以前香港是面向世界背对祖国,现在是面向祖国背对世界。”的确,香港正被迅速吸纳为珠三角经济体的一部分,往昔的独特角色已然降低,运转中心的地位遭遇深圳的严峻挑战,但这些其实都与回归无关。以中国崛起之势,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置身其外。就成长变化而言,大陆甚至比香港走得更快。

  香港向着中国融合,中国则向着世界融合。香港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必须放进整个中国的路径里判读。回归前,香港预想不到今天的局面,未来的变化更将超越今天的想像。在中国巨变的浪涛中,香港只能尽全力站稳位置,并且一如以往地,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机会。

  □ 《中国时报》
来源:2006 华夏文摘 cm0607c     来源时间:2013年04月30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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