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督与香港

作者:项刚     访问量:724次
  香港从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无名荒凉海岛,发展成今天繁华的世界级都市,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史上的一项奇迹。功劳最大、付出最多的当然是香港居民,然而历届28位港督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

  ◇◇ 争取民心 ◇◇

  香港居民一直以华人占绝大多数,作为代表英国皇家在万里之外治理香港的英国人,历任港督在争取居民支持方面,总要下些功夫的。这对于早期的数任港督尤为重要。结果,第一任港督璞鼎查和第二任港督戴维斯都很不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因为他们要么得不到当地华人的拥护,要么甚至得不到欧籍人士的支持。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为香港的法律和行政体系订下一个模式,建了一个警察局,修了一条主要马路。

  第三任港督文咸是第一位受到香港居民欢迎的港督,同时更得到英国政府的赞赏。他的成功秘诀是:尽量少做刺激居民的事。另一方面,他也尽量少向英国政府提出援助。于是,面对香港巨大的财政赤字,文咸想方设法减少开支,包括削减高层官员的薪水——他自己的薪金也暂缓支取——以及裁减军备。同时,几项建筑计划也放弃了。于是,尽管英国政府方面不断严格限制财政支出,文咸还是在香港做到了自给自足。

  当时,由于天平天国在内地与清兵作战,大批难民涌向香港,使得香港人口在文咸的任期内(1848~1854年)从二万一千人骤增至五万五千七百人。文咸订下的一套周全的支出削减计划,为稳定香港经济并逐步走向繁荣打下了基础。

  然而下一任港督宝宁却又再度陷入得不到居民支持的困境。宝宁虽然兴趣广泛,甚至会说流利的广州话,却无法摆平外交内政方面的各类矛盾,最后只好辞职。英政府于是把治理香港内政的希望寄托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身上。

  罗便臣上任时非常年轻,仅35岁。他是第一位可以专心治理香港内部的港督,无需再负责与中国通商及搞关系。罗便臣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以他突出的想像力和决心,恢复了香港的秩序和效率。同时,他创建了英国邮政香港分局,香港于1860年开始发行自己的邮票。治安方面,他设法纠正过去警察中的不良风气。例如不少警察是欧籍水手及退职士兵,纪律很差,他就多招募一些忠心的印度人来当差。罗便臣又主持计划了设立水塘、为市区供水的工程,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1865年)和渣打银行香港分行(1862年)也是在罗便臣任期内开始营业的。

  罗便臣政绩卓越,与各层居民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居民们很早便将一条道路命名为罗便臣道(Robinson Road)。

  下两位港督——第六任港督麦当奴和第七任港督坚尼地——在治安方面都下了很多功夫。和罗便臣一样,他们也都是从改善警察队伍质量方面着手。麦当奴吃了很多苦头。他见警察受赌馆贿赂太多,而中国人赌风太浓,天真地想“以赌制赌”,把地下赌馆合法化。没想到这样一来,香港人更加沉迷于赌场,很多赌徒为了赌钱做出更多犯法的事,只好走回头路,把赌馆牌照全数取消。香港治安方面仍是一塌胡涂。坚尼地上任后,首先设立一个检讨委员会,专门负责检讨如何改善香港的警察队。随后,他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开始招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当警察,并且推行把罪犯驱逐出境的政策。

  虽然在治安方面不顺利,这两位港督在公共建设方面却取得相当的成绩。麦当奴采取了改善路面、下水道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公共卫生,而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了东华医院。麦当奴因此得到当地居民的爱戴,有一条道路也以他命名。坚尼地则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人口,增加一套附加的供水设备系统,使市区供水有了很大的改善。

  ◇◇ 困难重重 ◇◇

  可以看到,早期的几任总督为香港的基础建设花费了不少心血。赢取民心的关键就是为居民们切实地做些事,例如改善公共卫生和治安等。其中立法局的设立和对警察队伍的监督与加强则显示出港督们建设一个法制社会的意图。后来的几位港督却在内政建设上缓慢了下来。

  第八任港督轩尼诗是一位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在他制订的一些政策上充分地显示出来。例如,他减轻对罪犯的惩罚,结果却反而使犯案的数字大大地增加。他的其他一些政策也遭到当时人们的反对,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推崇自由与平等。然而香港正在成长当中,很多基本方面需要发展,轩尼诗却忽视了,结果成为一位很不受欢迎的港督。他所宣扬的人道和自由主义甚至启发岛上居民开始与外国人对抗,在香港的欧籍商人对他尤其反感。直到他离任30年后,人们才将一条道路以他命名,表示对他的追念。

  轩尼诗离任一年之内,英政府都没有指派新的港督,香港的治理权落到辅政司威廉·马殊手上。这位代理港督干得很卖力,却忽视了香港一直以来最为恶劣的环境卫生,直到新任第九任港督宝云上任,才设立了香港第一位卫生督察和一个卫生委员会。宝云在位期间最大的一项改革就是扩大立法局议员人数,并在六位非官守议员中必定要有一位华人。

  后来两位港督在位期间都遇到些天灾人祸,使得他们的任期不尽人意。1889年香港遇到成为殖民地以来最坏的一次大雨袭击,从5月19日起连着十个昼夜降雨不断,且雷电交加。第十任港督德辅当时住在山顶公馆,手下仆人都逃光了,只留下他一人挣扎,直到暴风雨停了他才松一口气。德辅后来因健康问题提早退休,离任时正遇上1891年的财政危机,他也未能解决,使得香港更加陷入困难的境况。

  第十一任港督罗便臣运气更差。首先由于未能及时改善卫生问题,1894年5月,一场恶劣的瘟疫在香港传染开来,加上随之而来的炎热天气,几乎不可收拾。直到夏季过去,瘟疫才慢慢离港,而二千五百名香港居民已在这场瘟疫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罗便臣又在同年丧妻,变得情绪低落。然而祸不单行,同年9月和10月,又有两场风暴吹袭香港,夺去更多人的生命。1896年,又有一千多居民因染上瘟疫而死去。

  财政方面,由于当时商业社会普遍萧条,工商业陷入半停顿状态,香港出现了大量的政府赤字。碰巧那时孙中山在香港开展政治活动,反对满清,香港政府却警告他不可以香港为革命基地。孙中山便通过伦敦友人的关系得到英国官员的支持,对香港施加压力,使得罗便臣非常困窘。

  和诗尼轩一样,罗便臣离任时已是一位很不受欢迎的港督。他的任期(1891~1898年)是过去所有港督中最长的,却是多灾多难的八年。

  ◇◇ 内政建设 ◇◇

  第十二任港督卜力上任时,正遇上香港租借到新界,土地大幅度增加。当香港政府开始治理新界时,却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直到卜力派兵镇压,才将新界控制住。另一方面,卜力对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非常赞许,积极支持。此时中国政局十分不稳,造成更多移民涌入香港。1898年香港人口为二十五万,1901年增加到三十万,1905年时更增到三十八万。

  面对不稳的政局和剧增的人口,以及几乎每年夺去千人性命的瘟疫,卜力推出多项改革和措施,包括灭鼠运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老鼠带来的)和重建屋宇(也为防止老鼠和蚊虫滋长)。经过几年的强制实行,到1903年,香港的卫生环境才有较大的改善。

  卜力的政绩还不止于此。他同意修建九广铁路,而此时经济逐渐好转,他便借机大力推行公共建设计划。新的邮政大厦、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大厦都是此时建起来的。卜力因此成为很受欢迎的港督,各界市民甚至上书英廷,要求延长其任期,可惜没有得到同意。

  卜力的继任、第十三任港督弥敦上任之初,香港各阶层对他的才能都表示怀疑,因为他原来只是个陆军工程师,而没有殖民地的行政经验。但是弥敦很快就打消了市民们的顾虑。他不仅是个出色的工程师,还是位处理财政问题的天才。现在九龙有一条繁华的弥敦道,就是以这位港督命名的,也是弥敦当年指挥改造、扩建的。香港岛上的上环地区,也在三年内完全改观。弥敦还巧妙地迁移妓寨,使得西环一带荒芜地区繁荣起来。

  弥敦实行的公共开发计划中,最重要的是九广铁路的建设。他身为工程师,对这项工程极感兴趣,更身体力行,亲自参加设计与研讨。九广铁路在弥敦离任后的1910年正式通车,1911年全程通车。

  1905年香港政府的税收首次达到1千万元的纪录,除了因为是商业繁荣和社会稳定外,人口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到1907年弥敦离任时,香港人口已达四十万。弥敦任期不长,却贡献不小,也是一位成功的港督。

  第十四任港督卢押遵照前任弥敦的嘱咐,开始大力解决香港环境卫生的问题。在他的任期内,清洁委员会修订了一百条清洁卫生法例,通过了大约五十条新法例,包括对楼宇建设标准的控制和对执行清洁法例的官员的监督。由于法例增多,香港的清洁和卫生环境才见改善。

  卢押还创办了香港大学。该校于1910年3月奠基,9月开课,首批学生72人,卢押亲任校长。另外在卢押任期内,九广铁路全程竣工。

  卢押和他的两位前任一样,是一位成功的港督,离任时有大批市民送行。

  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是历任港督中唯一一位出身于香港行政部门的;其他的港督大多为在其他殖民地有行政经验,然后调到香港做总督。梅含理曾在香港担任了十年的警察司,因他作风正直,警察的贪污情况大大减少。也许因为他为人强硬,在他上任港督那一天,有人冲过警卫,向他开枪,险些将他击中。他倒是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就职典礼并致词。

  梅含理在任期中进一步扩建供水水塘,以应付增加的人口。他还最先把汽车引进香港,并随后开始计划新道路的建设。他还运用他任警察司时所得到的经验,有效地防止海盗在港海内行劫。

  梅含理任期的最后一年(1918年),发生了一件极其不幸的事。跑马地赛马棚失大火,使竹制看台倒塌,压伤数以百计的马迷,更活活烧死六百多人。

  ◇◇ 战乱时期 ◇◇

  经过连续几位出色的港督当政,香港已初具规模。然而一个弹丸之地,很容易受到外界形势的影响。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1919年上任。此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农田荒废,农作物短缺。欧洲方面开始向亚洲大量购买白米,造成亚洲地区白米短缺,米价急剧高涨。本来就生活在边缘上的香港华籍工人顿时艰难,要求提薪百分之四十。洋人雇主不接纳,于是香港工人进行罢工(1920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内地找到工作,因此不听工会的劝解。雇主们终于妥协,结果在政府的调解下,答应给工人涨工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之后(1922年)海员们也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僵持了很久,150多艘货船滞留在港海,船公司才让步。

  然而这才只是序曲。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英国巡捕开枪杀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广州工人响应,结果在6月23日那天在广州租界发生“沙基惨案”。省港民众极为愤怒,爆发了“省港大罢工”,阻止外国货物在粤、港、澳等地的进出口,其中对英国货的禁止最严。香港一片混乱,染工、厨夫、保姆、花匠乃至清粪、清洁工人也纷纷罢工回家,香港成了臭港。

  虽然有多次罢工的影响,司徒拔仍能够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何把香港经济和商业发展成国际性,香港的工商业也在动荡中趋向繁荣,使香港政府的库房收入大大增加。

  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是英国政府特别安排的。因为他会一口流利的粤语,英国方面希望他能帮助解决省港大罢工的问题。金文泰于是在1925年上任,也着实出了一番力,大罢工终于在1926年11月告一段落。

  金文泰上任后,权衡当时中国统一局面逐渐形成的局势,创举性地委任华人周寿臣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从此金文泰不断与华人打好关系,使省港大罢工后英人与华人之间的隔膜大大减少,为他本人后来良好的政绩打下了基础,可算不付英国政府厚望。

  金文泰任期内,修建了玛丽医院和启德机场(即后来的香港国际机场),还逐步废除了“妹仔”(即婢女)制度,保护被拐骗再廉价出卖的女童。

  1920年后,香港的生活环境有了极大改善,高楼大厦也不断立起,使香港逐渐壮观起来。当第十八任港督贝璐于1930年上任时,香港在极佳的环境中稳步发展。就在此时,美国经济的突然大崩溃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香港也受到打击,直到1936年才稍缓过来。在工商业陷入半瘫痪、市民生活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贝璐仍努力改善香港的房屋政策,兴建更多的楼宇安置那些涌入的移民。

  第十九任港督郝德杰任期很短,只有十六个月(1935~1937年),但他能够专心解决贝璐遗留下来的问题。其中一件事就是追随中国,重新改革香港的货币制度。根据1935年12月成立的一项货币条例,八港元换一英镑,港元以黄金作后盾,又以英镑作为港元的保证。郝德杰任内还组成了市政局,并改革政府雇员计划。

  1936年3月24日,首次有一架商业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机上乘客只有一位热心于航空的马来人和十六个邮包。郝德杰与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到机场迎接这架从吉隆坡起飞的历史性航班,并热烈欢迎了飞行人员和那位唯一的乘客。

  后来两位港督任期内的香港受到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巨大影响。第二十任港督罗富国的任期内(1937~1941年),日本侵华,大批难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1931年时为八十五万,1937年便骤升至一百万,1938年广州失陷后,香港人口更猛涨到一百五十万(一年之内涌入五十万),到1941年,香港人口已接近一百六十万。

  当时中日交战,香港作为英国属地,是中立区,很多中国人便以为香港是安全的地方,不断地涌来。这给资源有限的香港带来一些麻烦,但不久又开始促进香港的进一步繁荣。

  不料在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在突袭珍珠港美军的同时,也对香港开始发动进攻。虽然香港守军在此之前已有防范日军突袭的准备,仍是在不到三个星期后的圣诞节那一天,向日军投降。日军入城,第二十一任港督杨慕琦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日军对香港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残暴统治,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杨慕琦于1946年5月1日复职,到次年6月离任,实际只做了一年多的港督。

  ◇◇ 经济腾飞 ◇◇

  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是历任港督中最受欢迎的港督之一,也是任期时间最长的,达十年零六个月(1947~1957年)。他又同时经历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府对中国大陆的统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葛量洪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作为香港的总督,我最关注的是共产党在中国当政后对这个殖民地会带来些什么后果。比之这个政府是个共产主义的政府还要重要的事是它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香港是‘属于中国而被他国统治的地区’,这点对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无论是共产党或非共产党的政权,都是一样的。宋子文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对我说(那时国民党的政权似乎还是十分稳固):‘二十五年之后,我或者我的承继者会要求收回香港的,而我们一定会收回的。’假如中国不是积弱的话,是不会把香港割让予英国的。而后来的各个政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收回这个地区。反之,中国还被迫在一八六○年多放弃一块土地——九龙半岛,而在一八九八年时租让了新界。”

  英国于1950年2月正式承认新中国政府,葛量洪也深知与中国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个新政权是“极度反对西方”的,因此他的主导政策原则是,“一方面我们不愿意制造挑衅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去讨好、或者做出看来是讨好对方的事,对不合理的要求让步。”

  葛量洪在外交上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内政方面也成绩显赫,使香港这个细小的地方开始得到世界各国的注视。当时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再度有大量移民涌入香港,估计在九个月内,有七十五万人越过边界进入香港。到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二百四十万。

  以后的几位港督柏立基(第二十三任)、戴麟趾(第二十四任)和麦理浩(第二十五任)在葛量洪的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励,把香港的经济搞得有声有色。这几位港督的任期横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在这三十年里发展成一个超级工业城市。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政局仍是不停地动荡,仍有大量移民不断涌入香港。香港人口在1960年达到三百万,1971年时超过四百万,1980年达到五百万,但香港不但能应付这不断迅速增长的人口,而且越来越富有,不能不说惊人。

  到了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第二十七任港督卫奕信和第二十八任港督彭定康时,香港已逐步过渡到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大部分的职员和国民收入都来自服务业。1994年,香港人口达到六百万,而人均国民总产值也首次超过2万美元。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市场。

  与此同时,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12月19日发表《中英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时的港督是尤德。之后,在卫奕信担任港督期间,曾对1988年是否举行立法局直接选举一直举棋不定,担心在民主选举方面的进程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直到彭定康1992年接任后,才又认真地开始计划,并于1995年进行了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立法局的全民直选,参加选举的市民相当踊跃。彭定康的强硬态度确实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但他刚到任时表达其民主倾向和政制改革计划时,颇得市民的拥护。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使香港市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产生了巨大动摇。

  曾几何时,前任港督葛量洪曾在一段话里同时提到“政制改革”和“香港归宿”这两个话题。他是这样写的:

  “政制改革是战后殖民地部和香港政府积极进行的事情,不过当地的人民对此并不感兴趣。当时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是以民选立法局议员代替委任的立法局议员,而民选议员的人数应该超过官守议员,而且还会成立民选的部长制度,以期达到在英联邦内或以外的自治制度。但是香港的问题与其他殖民地不同,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它只可继续是英国的殖民地,或被中国收回成为广东省的一部份。此外香港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国人——一般来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只要政府能维持治安,不过分课税,而法院又能为他们主持正义的话,他们便愿意将管治的事务交予专家和一批数目较小的市民去做。”

  葛量洪的这本回忆录写于1965年。二十年多后读起来,仍耐人寻味。

  ◇◇ 结 语 ◇◇

  一部小小的港督史,读起来就好似一部香港简史。这些港督,很多原先是在英国各个殖民地担任各种行政职务,最大的政治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做上某个殖民地的总督,结果先后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留下足迹。香港今后也许不会再有总督,香港今后的历史大约也要用另一种笔法来写了。

  港督所治理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他们之中有些很懂得把自己的西方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效率相结合,这也许是香港从一个荒凉海岛变成“东方之珠”的秘诀之一。当然,中国人之中大约没有因自己的土地被外国人统治而感到骄傲的,但这些港督,就他们的本职工作而言,一个个都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

  〖参考资料〗

  ①《港督列传》,锦润著,博益出版集团,1983年  ②《葛量洪回忆录》,曾景安译,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寄自美国
来源:1997 华夏文摘增刊 zk9707a     来源时间:2013年04月30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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