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的启示和展望

——联邦制遐想
作者:吴逸夫     访问量:593次
  一.“一国”之实面临的重大挑战

  香港回归提供了一个实践、实验、考验和丰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绝好机会!许多有识之士皆认为,回归之后,大陆中央政府以尽量少插手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为宜,让港人充分独立自主地治理香港。这样,管理得好,由于是大陆政府为港人争得自主权的,港人将十分感谢大陆政府,治绩自然有大陆一份功劳。治理得不好,到时候大陆再插手协助,更显中央政府之重要。总之,大陆政府已经在天时、地利、人多的条件下很轻易地做到了香港的回归,务必不可轻易地因愚蠢的干预而前功尽弃。

  但是回归之后,毕竟是“一国”了,完全维持两地原状也不现实,因为这难以体现“一国”之实。

  根据“主权在民”,国家的主体是人民的理念,“一国”首先应该体现在人民的统一上。两地人民对于国土的享用应该有统一的权利。因此,回归之后,两地人民的来往理应更加自由、方便。具体地说,香港成为祖国领土之一部分后,两地居民自然理应能自由出入、迁移。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律平等的理念,没有理由让香港人能自由、迁移大陆而大陆人不能如此。至少旅游应该充分开放,而旅游之门一开,难免有大陆人会借机滞留香港。在香港回归前的四十五天,大陆公安、边防系统进行过一场中国历来最大规模的反偷渡演习,仅广东省就出动了七十多艘舰艇、四千余名官兵。可见这个问题的必然性和严重性。

  而这正是港人、港府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近年来,港人对于大陆人的大量进香港已经十分担忧。其中包括大陆佣人问题。许多港人宁愿雇用菲佣和其他东南亚佣人而排斥大陆人,主要考虑到菲佣赚了钱就会回去,而大陆佣人则可能定居下来,甚至再将家人带进香港,从而给香港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但是这种在赚钱机会上“宁赠外人,不与同胞”的作法显然会引起大陆同胞的强烈反感。

  回归之后,两地同胞来往如果仍然有极大的限制,那么,想入港而不得的大陆人士,必然会起来批判、抗议两地政府“对大陆人民实行政治歧视”的现象。此外,香港政府必然还会受到“忘恩负义”“洋奴思想”“殖民走狗”等等的指责。这种以“民族大义”为名的严厉批判,恐怕不是港人、港府所能承担的,对于华夏子孙的感情凝聚也将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因此,如何协调两制之下人口的互动,是香港回归之后,除了大陆贪污腐败对法制社会的威胁、大陆新闻封锁对咨询自由(而咨询自由是香港经济繁荣的前提之一)的威胁之外,放在两地政府面前的又一个巨大挑战。考虑到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考虑到民族感情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这个挑战的意义,从长远来看,决不次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

  从理念、原则和长远的民族利益来看,过分严格地限制两地居民的自由来往是不适宜、不明智的。那么,就只能从其他方面解决香港在“一国”之后面临的人口压力了。

  看来,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大陆政府在香港周边划出一些地区让香港政府管理。这不仅可以舒解香港的人口压力,而且可以使香港的资金、技术力量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

  但是,完全免费赠送土地给香港政府也不可取。其一,港府将这些土地分配给民间使用,会收取费用,那收入至少部分要归于大陆政府。其二,港府至少要承担辖区转移程序中的费用。例如,这些新划入港府辖区的地盘中,恐怕并非全体居民都愿意并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样,政府就要给这些居民一些补偿,包括迁移到内地的费用以及在新制度下谋生的辅导等等。其三,赠送的土地缺少法律的保证。既然今天中央政府可以凭白给你一块土地,他就可能(在你建设好之后)随时凭白收回。对于凭白得来的东西,拥有者的心理是不踏实的。

  二.解决之道:人口与土地的互动

  因此,合理的措施是大陆政府可以将一些地区卖给港府。不过,这样的话,部分港人会想,香港的人口压力是大陆移民造成的,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费用要完全由港人负担?

  因此,更彻底的措施就是香港也向大陆移民收取“移民费”,作为向大陆政府购买土地的补偿。

  至于价格问题,当然应该受商品的价值规律制约。只要放弃将某些东西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束缚,总可以找到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价格。而且这种交换过程可以根据需求不断深化、扩大、调整。

  这样的话,在人口迁移和土地面积变动之间就可以获得一种良性的互动。不但香港未来的人口压力可以舒解,而且香港的经济力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发挥。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效果。

  例如,这可以大大缓和大陆腐败风气对香港的侵袭。香港资金投资大陆,虽然大大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增长,但其中部分是用于贿赂而中饱了贪官污吏,既是浪费,又是社会的腐蚀剂。这是大陆腐败的一个来源,同时也使香港工商界受到大陆贪污之风的污染。将香港资金投入由港府管理的新辖区,这个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香港对回归后最担心的是大陆“人治”和腐败风气的侵蚀,香港最缺少的土地空间资源。这两点得到基本的解决,则香港的进一步繁荣基本有了保证。而土地问题是英国所无能为力而大陆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这真是大陆在香港问题的绝对优势、主要王牌,不能不善加利用!

  更重要的是,这为“一国两制”提供了一个开放、流动的模式。“一国两制”不应该仅仅是对现实的消极承认。事实上中国已经“一国两制”,而且早就“一国两制”了,如果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那“一国两制”并无多少价值。有价值的“一国两制”应该有前瞻性、开放性和流动性。大陆中央政府和香港地方政府之间,人口、土地根据经济规律流动和根据需求调整比例的模式,将赋予“一国两制”更大的生机。

  两地如果能正确加以处理,香港回归可能成为开创中华邦联制新世纪的契机。

  三.历史的教训

  一个世纪以前,英帝国以租借的名义占据了中国的香港,却歪打斜着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香港以及其他租界,是近代中国种种改良、革命的温床,包括中共的成立会议也是在上海租界举行的。此外,香港的独立于大陆政府,就好象从动荡不已、倾覆不止的鸡窝将一个鸡蛋偷出,却意外地替这个鸡窝保留了一个鸡蛋。这个鸡蛋躲过了大陆的连绵内战,特别是躲过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被毛泽东那无情的巨掌打得一篮子鸡蛋稀巴烂、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大浩劫,现在已经长成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成为中国经济起飞一个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的一度被英国占领,虽然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笔意外的遗产。

  而且这也是极其有益的一课。香港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是十分有好处的。联邦制的好处千条万条,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就同民主一样,民主当然不是最好的治理手段,比起开明专制来,效率必然差许多。但是开明专制不易得,而且为了维持专制而又很容易滑向暴政,结果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相比之下,民主尽管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却可以极大程度上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是比较安全、保险的道路。联邦制这种将鸡蛋分散到各个篮子的体制,显然是比大一统中央极权制更保险的体制。

  从人才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中国,能够管理好一个省的人才有的是,能管理好一个专区、一个县的人才更是多如过江之鲫,但是能够管理好一个中国的人就太少了。林彪说过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如果说这样能够把整个中国引向大浩劫的人才如此,那么相应地,能够把整个中国引向大治的人才也当然是几千年出一个。将一个制度的成功建立在这个微小的几率上,不是太冒险了么?因此,专制的结果绝大多数是由一个不能治理好全国的人去束缚了本来可以治理好一县、一省的人才的手脚。这恐怕就是中国长期在中央极权体制下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租出香港的历史已属屈辱,但回归之前香港的人心动荡不安和港人中普遍的对前途的无把握,实在是更大的耻辱。当然,这不能责怪港胞,责任主要在于大陆政府的为能取信于民。如果香港在回归之后果真不幸经济衰退、社会人文环境恶化,还比不上殖民时代,那将是等待我们的最大的耻辱。实际上,香港回归不仅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也潜伏着更大耻辱的危机!在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时刻,国人应该牢记国耻,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谨防新的国耻,而不是沉浸在轻薄、廉价的胜利狂欢中。一个情绪轻薄的民族是没有大希望的。租期已到,水到渠成,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只有当香港回归后在中国人手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时,那才是真正雪耻的一天。因此,就香港回归本身而言,那只是雪耻的开始而已。

  当此历史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沉痛地思考历史耻辱给我们的历史教训吧!

  四.关于居民籍和政府商品化的补充

  笔者关于居民籍和政府商品化的联邦制提出之后,听到不少的批评意见。其中最多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过于理想化、不现实”和“金钱主宰一切的庸俗乌托邦”。

  关于前者,笔者自己也承认。不过在一个梦想破灭、信仰危机的时代,作一些理想之梦,构思一些新的乌托邦,总还是一个可以容忍的爱好吧。陈凯歌曾说:“中国人历来是个少梦的国族,因为生活严峻,有时甚至是严酷,所以大家都很实际,不敢做梦。常听人问:梦想实现了吗?错了,真正的梦想不是为实现而设的,真正的梦想是无以为用的,真正的梦想是永远不会令人失望的!她发韧于信仰,集合于天真,展开于想象,温暖着人类的生命!以无形而做了我们立身的基石!她高悬照耀于我们之上,使我们代代受其恩泽;她不受时空、地域、国别、种族的限制,她即是信念与希望本身!所以,我在梦想着一个敢梦、拥有许多温馨美梦的国族!”

  后一种批评意见担心在这样的世界中,富人就可以买到一切,可以占据世界上最好的地区,而穷人只能在不毛之地居住,进一步扩大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对这种担忧,我们可以解释如下。

  在政府成为合股公司、人民成为政府顾客的世界里,富人并不能卖到一切,占有一切。

  首先,一旦公民籍正式上市成为商品,自然可以采用分期付款,所以,决定购买力的将是能力、潜力而不是现金的多少。现代社会,所谓“钱”,日益非物质化,不再是贝壳、铜币、贵金属、只是银行计算机里的一些信息储存而已,总之正在日益信息化,已经成为一种信用和潜力的信息。其作用是使社会的价值评价得到量化,充当选择和交换的媒介。

  其次,在那样的世界,富人固然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社区”,但是,在一个全部由富人组成的社区,那里的劳动力必然是非常的昂贵,你要购买别人的服务显然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换言之,贫、富是相对的,在全部由富人组成的社区,富人也就不成为富人了。离开了穷人的服务,也就不再是富人了。

  其三,在自由购买公民身份的世界,由于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从那些愿意过简单而轻松、悠闲生活或丰富精神生活的“穷人”那里,你显然也无法廉价买到他们的服务。如果别人并不关心钱财,则富人就失去了优势。

  因此,必然有“富人”愿意到“穷人”社区去生活,以享受廉价的服务;这样,实际上就是带了资金去投资。当然也必然有“穷人”愿意到“富人”的社区,去谋求较高的劳动报酬;这样,实际上就减少了绝对贫穷的人口。所以,自由购买公民籍会导致严重社区贫、富分化的担心,实际上是过虑的。在一个充分开放的社会,如果没有新的不平衡因素出现,更自然的趋势倒是逐渐中和、拉平。

  平等人权的信念是西方人首先提出的。但是西方社会在履行这个信念时,并不是全心全意的,而是出于私利而大打折扣的。很明显的,天生国籍制是极大的不平等。在理想而纯粹的平等世界中,不仅取消遗产,而且要取消天生国籍制,每个人的国籍都应该在他们成人之后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去选购。但是西方社会在全面开放移民方面是很不痛快的。我们不谈平等人权则已,要谈,就谈个彻底。

  资本主义的最高理想可以说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但是其中的“民有”,应该是可以选择并放弃(卖出)的占有。胡平先生的名言曰:“我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权,我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权”。对于占有,其实也是如此。真正的占有是可以放弃的占有。不能放弃、欲罢不能的占有,实际上是“被占有”!

  但是公民籍有其特殊点。他代表了生存空间。一个人不能放弃了他天生的公民籍而不同时获得新的公民籍。因此,必须容许放弃旧公民籍的同时让他获得新的公民籍。这就是说,公民籍应该成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

  空间是人类最大的财富!生存空间一旦成为商品,就能发挥更大的服务作用。我们正是要以空间作为实现人类自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

  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品味、爱好。因此,应该提供不同的制度、政府让人们自由选择、购买、交换。即使是很少人需要的政府,也应该容许存在。因为顾客的稀少并不等于商品的低劣,恰恰相反,很可能是品味过高而“阳春白雪,和者比寡”。

  没有一种流行的社会制度是永恒的。我们首先要追求的不是仅仅制度本身的改进,而是为制度的更换提供制度化的手段。

  选举这种民主形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实际上是有多数人代替少数作选择,仍然是对少数人的不尊重。选举作为民主的形式也不是永恒的。西方选举也已经显示出不少弊病,如运作中的浪费,许多选民感到无法表达自己真正的选择、因无可奈何而产生的冷漠等等。股票代替选票、将民众变成政府的顾客,也许是民主的更高、更直接的形式。

  如今华人向世界各地移民的移民潮,以及海外华人对股票、房地产和绿卡身份的兴趣大大高于选票的现象,也启示了我们:中国文化对于政府和居民身份商品化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或许是华夏文化未来将能提供给人类的一个贡献!

  □作者寄自美国(原载《北京之春》)
来源:刊登在 1997 华夏文摘 cm9706d     来源时间:2013年04月30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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